短史记丨1982年,告别“我是中国人,何必学英文”

短史记丨1982年,告别“我是中国人,何必学英文”

文 | 谌旭彬

1972年,是知青莫砺锋(后来成为了文学博士)下乡“接受再教育”的第四个年头。在那个叫做“赵浜”的小村庄里,他已经将自己和朋友们手中有限的中文书籍全部读完。

他决定重新学习荒废已久的英语,“心想学好了英语就可以弄一些英文书来读”。

但学英语给他带来了各种风言风语。有人说他“真是闲得无聊”,还有人说他“恐怕是想要叛逃到国外去投靠帝修反吧!”

在这些议论面前,莫砺锋“如同惊弓之鸟”。无奈之下,他想出了一种办法:

“想法弄来了一本英文版的《毛主席语录》,装模作样地在人前拿出来看。后来我干脆把那本语录的塑料红封皮拆下来,套在单词本鱼目混珠。”①

类似的办法,樊明武(后来成为了中国工程院院士)在六十年代也曾使用过。

当时,他在“原子能院”工作,外语学的是俄语,但“很多专业书都是英语写的”。樊下决心要学习英语,但又不想给自己惹来麻烦,于是采用了与莫砺锋高度相似的办法:

“那时候每天早上8点到9点要学习毛主席著作,我就带着英文版去,造反派过来干涉却找不到理由,气呼呼地走了。”②

这种小心谨慎,并不是多余的。

1954年,教育部通知初中不再设英语课,已开设的一律停止,英语教师全部转入其他学科。俄语成了不容撼动的中国第一外语。1957年,全国只剩下850名中学英语教师。

进入60年代,因中苏关系恶化,英语的存在感一度略有回归。1961年,教育部颁发了中学英语教学方案,要求重编英语课本。1962年,英语被列为高考科目。1964年,教育部将英语重新列为学校教育的第一外语。

但好景不长。1966年,中学英语教育再次瘫痪。1969年,英语重新出现在部分中学的课程表上,新教材里写着“专供复课闹革命使用”。

这一时期的英语教材,内容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。供学生学习的,主要是running dog (走狗)、the great leap forward (大跃进)、Stop!or well fire!(站住,要不我们就开枪了。)、Tell us all about your secret code!(把你们的密码说出来!)等用于对敌斗争的词句。③

图:江苏省革委会文教局编写,中学英语课本第二册封面及目录,1971年。图:江苏省革委会文教局编写,中学英语课本第二册封面及目录,1971年。

学校的英语教育状况尚且如此,自学英语的环境也就可想而知了。

尼克松访华后,1972年10月2日,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开播了一档节目,叫做《业余外语广播讲座(英语初级班)》。

这是数十年来,国人首次可以通过收听电台来学习英语。

英语广播课引起了美联社、法新社的关注,它们刊登消息,称“一个漂亮的男声和一个漂亮的女声开始播出英语讲座”,视之为中国“向世界宣布开放的一个信号”。多个国家的驻华使馆,派出人员到北京广播电台了解开办外语广播讲座的背景。

据参与其事的龙新民披露,此事是高层指示下的产物。开播前,须先将教材稿、教师播讲录音“送外交部由浦寿昌、章含之、唐闻生三同志组织审查”,审查通过后才能正式开课。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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